一、 韩军其人
韩军，男，1962年生。北京市特级教师，现任清华大学附中语文教师，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。曾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、人民教师奖章、曾宪梓教育基金一等奖等荣誉称号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主持全国语文教育论坛“韩军在线”。
二、理论
四十回首——我的为师与为学
想弃读：父亲让我蹲禁闭
24年前，夏天，一个傍晚。
我收到了一份录取通知书，是山东省德州师专中文系的。那年，我17岁。拿到通知书，万分失望。我是当年那所中学考上大学的唯一的文科生。我的同学，最差的也去了二类学院，是本科，而唯独我考上了一个专科，并且是师范院校。我坚决不去，准备复读，第二年再考。
但，爸爸却坚决让我读师专，不同意我复读再考。爸爸是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干部、老党员。他解放前参加革命，在大熔炉里中识得几个“字儿”。他识字水平，是能粗浅阅读山东省的党报《大众日报》，但却不能写作。他写的“字儿”，我更不敢恭维。
也许是出于他自身对文化的渴望，也许是出于对儿子未来工作的忧虑，他执意让我读师专。如果我去上学，将是我们韩家的第一个大学生，第一位“先生”。而17岁的我，出于青春豪情，出于对自我“宏大前程”的神往，执拗不去读师专。爸愤怒了：“上师专怎么了，当老师很不错，知书识礼，自己识‘字儿’有文化，也教别人识‘字儿’有文化，你又能挣碗饭吃，很不错嘛！” 我说：“我要考法学院，当律师；我要考广播学院，当播音员（当时还没有主持人概念），将来社会发展，更需要两种人才”。 爸爸说不过我，就对我施行“专政”。把我锁在一间小东屋里，不许出门，不许吃饭，让我反省。我呆了一整天。不时有邻居和朋友，隔着门缝、窗户劝我：“听你爸爸的话吧，他是老干部，说的有道理。”
我硬着头皮，带了行囊去师专。
父母一同把我送到学校。母亲为我铺好床铺，并把手表摘下来，戴在我的手上。那是我们家的高级家当，瑞士产的，母亲戴了没几年。
然而，两年后，我即将毕业当“先生”前夕，爸爸却被诊断出肺癌，我走上讲台不到三个月，就离开了我，他从未见过自已的儿子手执教鞭的“英姿”。
那之后十几年，一本教育杂志的头条，登了一篇长篇报道，那是我的“光荣事迹”，上面还有我的大幅照片。从此，我成了所谓“名师”。爸爸已经永远不可能看到儿子那“踌躇满志”的样子了。
我把那本杂志当成了“纸钱”，奉献在爸的坟前。没识几个“字儿”的老爸，若地下有知，说不定，能读到上面那一长串“字儿”，――那是关于他儿子的，能看到已成壮年的儿子的照片，他儿子“有出息”了。
我不曾忘记，老革命、老党员的爸爸，在我走上人生的，“侵犯”我的“人权”，“强迫”我读师专，正是我为师的起点。某种意义上，是老革命的爸爸让我手执教鞭的。
今日，我坐在电脑前，回首22年前，那被“关禁闭”的情景，泪水滴湿了我的键盘。
欲转行：做教师难说最爱
1981年，我19岁，从德州师专毕业，我的选择，不是做老师，而是做电台播音员。
那时，正是一个著名故事流传的时代。那故事说的是，一个公社书记对一名教师说，好好干，干好了，我提拔你当售货员！这个故事并非虚构。连售货员都比教师待遇高，播音员肯定比教师高多了。那时，电视机远远没有普及，广播拥有大量听众。播音员、记者走到哪儿，一说，“我是电台的，就是那个播送什么什么的播音员”，肯定把人家“惊吓”一下，立即引来仰视艳羡的目光，把你前前后后打量一番。 即使今天，你也得承认，一个中等学校的老师，其社会地位，仍不一定比得上市级电台的一个播音员！
我在师专里一直做播音员，由于我的播音及朗诵水平特别出众，被市电台看中。做播音员，对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，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。这种诱惑力，主要产生自青年人的虚荣心，自己的声音被无线电波传出去，让全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侧耳倾听，能不荣耀？再就是播音员待遇高，社会地位高。当然，最终，电台没有去成。我去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任教。
做教师，本不是我的第一选择，不是我最爱，执了教鞭，是不情愿的。换言之，并非我选择了这个职业，而是这个职业选择了我。
11年后的1992年，30岁的我，对教师职业仍没有本心的认同。山东省筹建经济广播电台，向社会公开招聘主持人，此消息使我又一次“蠢蠢欲动”。 经过与全国各地成百上千人的竞争，一点不出自已意料，我又被山东省广播电视厅录取了。我就要进入省城，成为省级电台的记者和主持人了。
省电台百里迢迢来校要人，学校领导不放人，这同样不出人意料。
最终，我还得做教师。像一头笨拙的奶牛，被扭着脖颈，强行“按”在槽上，吃草、下奶。
第一课：“后生”给“先生”授课
难忘第一课的情形。1981年，我被分配到德州市临邑师范学校任教，当时我19岁。
我走上讲台的第一堂课，是为别人代课，台下是一群大龄民办教师。来自极偏远极穷困的农村小学，年龄大都在二三十岁，有的四十岁。我作为“后生”给“先生”上课。
看到台下那么多陌生而成熟的眼睛，我有些慌张，前半节课，我还能坚持用普通话（即“洋话”）讲课，后半节课，就镇定不住了，不知不觉改用成了家乡“土话”。如此“土”“洋”承转，就像唱歌“跑调儿”一样，好笑，滑稽。
但，台下有着十几年教龄的民办老师们，强忍住不笑场，耐心听我把课读完，我由衷感激他们。
我哪有什么讲课艺术！但听课的民办老师们，却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时把我的话认认真真笔录下来。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震撼，第一次真切触摸到“老师”二字的实在意义。
我只给他们代过几堂课，但，这些大龄“先生”们，在以后两年多的在校时间里，碰到我时，都恭恭敬敬称我为“老师”。还不时拿各种问题、作文来询问我。
二三十岁的“先生”们，却喊19岁的“后生”为老师，我自然窘迫异常，之后，就愈觉得重任在肩，鞭策在心：我这个“老师”能对得起他们吗？我这个“后生小儿”能用他们那种坚忍的求学精神，当好老师吗？学问上，我或许比他们多那么一星半点，而精神上，他们比我峻拔，伟岸，他们才是我永远的“先生”。
那之后几年，我骑着自行车，为全县几个乡镇的民办教师授课。有一次，路遇车祸，路边巨大的水泥电线杆被汽车撞倒，电线杆又顺着我的腰部蹭下来，把我从自行车上扑倒，我昏过去。多亏抢救及时，命没丢，但落下终身的腰疼病。
与其说，是“后生”的我，把新鲜的知识送给那些“民办”“先生”们，不如说，是乡下“民办”的“先生”们，在中国穷乡僻壤、在中国的最基层，默默无闻、埋首从教的坚韧精神，一直感染着我。
如今，我成了所谓“名师”，而他们却是无名者。他们或许早转正了，或许仍然“民办”着。
中国教育的脊梁，无疑是他们。
苦与甘：埋头攀登不问高
不认同这个职业，一点也不表明我不敬业，恰恰相反，我同样像一头更踏实的耕牛，不倦劳作，如一架充足了电的机器，不敢休闲。
我任劳任怨地为这个职业而努力，为孩子们付出，踏踏实实卖力苦干，心无旁骛，几乎把所有心思都耗在学习上和学生身上。
那是一个酷暑，烈日如火，蝉声鼎沸。
全校老师和学生都午休了，我批改完当天的作业，打开收音机，继续收听天津教育广播电台播出的文授课节目。
刚走上教学岗位，深感知识不足，想继续在职深造。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天津电台播出的中文系授课节目，授课的是南开大学的教授，我如获至宝。于是放弃休息时间坚持收听。
我一边收听，一边借来学校的单录机，扣在自己的收音机上录音。由于整天备课、上课、批改，再加上熬夜听课，过分疲劳、困乏，天又太热，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醒来时，倒带，重放单录机，核对笔记，居然从里面传出了我的呼噜声。 就这样，从走上讲台的第一天起，我就一直收听广播，坚持了三年，听完了又把中文系所有的课程听了一遍。并且，我根据录音，一字不落地记录下了讲课的所有内容，我的记录手稿，摞起来足有半尺厚。如此，我等于又上了一个大学。
第一，由于我的埋头苦干，我赢得了全校老师的肯定。我连续多次被全校教师投票，推选为市级、省级优秀教师。优秀教师名额极其有限，每次只有一名。而我成了全校获得荣誉称号最多、荣誉级别最高的人。而每次，我的选票都遥遥领先。
第二，1991年，我参加全省教学能手抽签讲课大赛，与全省选拔出来的几十名“精英”教师同时竞技，最终，我被评为全省文科组讲课第一名，荣获“山东省教学能手”称号。同年，还被推选为“山东省优秀教师”。之后，我又被评为“山东省骨干教师”第一名。
第三，我辅导的学生，有上百人在省内外获得各种征文大奖。其中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文章十几篇。我的教学论文多次获得省级、全国一等奖。
第四，1993年，我获得“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”称号，并获得“人民教师奖章”；1994年，在我32岁的时候，我成为一名特级教师。并作为国家教委和北京市邀请的全国50名优秀教师进京参加第10个教师节大庆。1995年，我又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一等奖。
第五，由于我在语文教育学术方面的新见，1997年，我被授予“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”称号，还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，并兼任硕士研究生导师。
严格说来，我上过三所大学：1981年我毕业于德州师专；198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坐落在孔子之乡的曲阜师范大学本科班，获得正式本科毕业证书和文学学士学位证；而天津教育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授课节目，应当是我的第三所大学！
这所大学，不像那两所那样，发给我正式的毕业文凭、正式的学位证书，他们什么证书也没有发给我。收音机“里面”的教授们，至今，恐怕不知道居然还有我这样一个不在册的学生，我权且把那半尺高的手稿权且当成“文凭”吧！
三所大学的修炼，夯实了我的知识根基，给了我足够的学养，使我能够抱定足够的信念，开始“为师”的远征。
身为语文教师，而我的阅读兴趣和重点，更多在非语文类书籍上。从走上教师岗位的第一天起，我的阅读触角伸展到文学、文化、哲学类的典籍、报刊上。《读书》《新华文摘》《二十一世纪》《哲学研究》等语文教育学科外的杂志，《西方哲学史》《西文现代哲学》，《中国思想史》等书籍，都是我钟爱的。
正是这些阅读，开阔了我的视野，影响了我的学术思维，使我能够从哲学、文化的角度，来对语文教育进行的宏观的思考，使我对愈走愈狭窄，以至拐入死胡同的纯粹工具化的语文教育，有了一定的反思。在僵硬的语文教育理论指导下，语文教育的确有愈来愈背离自身本真、背离汉语教育民族化的趋势。于是，我才有有了一系列文章。
1992年，我写作《限制科学主义，张扬人文精神――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》，在1993年1月的《语文学习》发表后，引起较大反响。辽宁朝阳市十五中的王中原老师评价说：“识见高人一筹，宏论振聋发聩”；河南特级教师杜常善写来热情洋溢的信，信中称赞拙文是“五四后首篇语文教育新论”。没曾想，我成了中国语文教育界倡导“人文精神”（不是“人文主义”）的第一人。今天，语文教育界，“人文精神”概念及“人文精神教育”，已经几乎人人耳熟能详，而我则是在整整10年前就倡导了这个概念，似乎成了一个“先知先觉”者。
有人误以为，中国语文教育界提出并引入“人文精神”概念，是受了文学界、文化界的“人文精神”大讨论的影响。这是不对的，语文教育界是在1993年1月份提出“张扬人文精神”，而文学界、文化界是在半年后的1993年6月份，由王晓明教授等人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《旷野上的呼唤》一文才提出“人文精神”讨论，文学界、文化界的“人文精神大讨论”，就是1993年6月从王晓明教授的此文开始。也就是说，语文教育界提倡“人文精神”，比文学界、文化界的“人文精神大讨论”，整整早半年。
早在1996年，我首次提出了“语言的学习的规律，应当是‘举三反一’，而不是‘举一反三’”的主张。语文的学习首先必须“举三”才行，然后才能“反一”。“举三”就是大量阅读、大量积累，这是学习语言的前提。“反一”就是学生自己的读写能力。没有举三，难有反一。这是学习语言、形成言语能力的根本规律。只“举一”不可能“反三”。可是，几十年来，我们中国的语文学习一直偏向“举一反三”。
中国现代语文教育，思想资源本来本来就稀缺。要宏观把握它的规律，触摸它的历史走向，需要借鉴哲学、文化学、历史学领域的思想资源。我的知识储备与学术思维习惯，对于宏观疏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历史脉络，恰好有益，属于“歪打正着”吧。
一门具体学科的学术研究，需要研究者常常跳出来，需要一双历史的宏大的“眼睛”。如果在具体学科内里跳不出来，视野就过于狭窄，思路就过于拘囿，那么，就可能造成“门里人看热闹，门外人看门道”的局面。当然，最好的学术目光，是门里与门外结合的“双重目光”。
同时，我又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一个基本原理，向着精神着意，向着语言着力，必然从能力上得益。或者说，着意于精神，着力于语言，必得益于能力。
语文教育应当放弃纯工具性，大力倡导“人文精神”，走向二者融合；师生说话与写作必须大力反对“伪圣化”，言为心声，真朴自然；新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界必须建设为本，共同致力建设“新语文教育”；语文教育的根本规律是“举三反一”以之去弥补“举一反三”，――这些理论主张，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，几成为语文教育界的共识。假如离开这些理论主张，去描绘、去理解近十几年尤其世纪之交的中国文教育的变迁，那么，至少是不完整的。
这些共识的形成，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全体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是中国百年现代语文教育历史发展的必然。同时，也必须有人来及时概括、及时张扬、及时倡导、及时喊一嗓子。
有人说我是语文教育界的“思想者”，有人说我代表了语文教育的界的自省与反思。我不自量力地说，十几年来，我只不过多多少少就充当了一个概括者、张扬者、倡导者的角色，我做了一个“喊一嗓子”的人。当今，在语文教育界，在文化界，“人文精神”一词，已经几乎人人耳熟能详，新课程标准也已经明确肯定了语文课程的性质是“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”，并且特别强调要大力倡导“人文精神”，然而，我却是在整整十年前系统提出并大声疾呼的。
我只不过是为“久旱”的中国语文教育引入一丁点儿“思想的甘霖”。
当我的许多观点，常被不少的学术论著、学术论文引用，常被天南地北的数不清的不知名的人的来信与来电称许，那是我最高兴的，比获得什么荣誉称号都由衷欣慰。譬如，河南新蔡练村中学徐中元老师读了我的文章，寄来一个贺年卡，上书：“‘语文教育的十大关系’是一轮冉冉而起的朝阳，让一个上下求索而迷茫的人看到了曙光与方向，于心灵烙下韩老师真心英雄的形象！”。我肯定不是什么“真心英雄”，我只是“真心思索”，我能让全国无数徐老师这样的求索且迷茫的普普通通的老师，感受到现代“新语文教育”的一点曙光与大致方向，我就满足。
三、总概括：我的“新语文教育观”
如果概括我的观点，会看出我的“新语文教育”的一个大致脉络。
新语文教育有“一个本质”。本质上认定，“新语文教育”就是一种“奠基性”的“精神教育”，是通过“语言”奠定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真实自由的个性精神。
“新语文教育”有“两个基本原理”。一、“新语文教育”主张以“举三反一”为主，“举一反三”为辅。二、着意于“精神”，着力于“言语”，必得益于“能力”。
“新语文教育”有“三环节强化语言教学”。一、强化语言揣摩；二、强化大量阅读；三、强化自我习惯。
“新语文教育”有“三个警惕”。一、警惕政治对语文教育、对师生精神的的异化，因而提出反对“伪圣化”；二、警惕现代工业对语文教育、对师生精神的的异化，因而提出反对“技术化”；三、警惕“后现代”商业文化对语文教育、对师生精神的异化，因而提出反对“萎靡化”。
“新语文教育”有十条原则。：一、重视语言学，更强调文学；二、重视白话，更强调文言；三、重视“举一”，更强调“举三”；四、重视分析，更强调吟悟；五、重视理解，更强调背诵；六、重视散文，更强调诗歌；七、重视崇高与神圣，更强调平实与真诚（反对伪圣）；八、重视写实，更强调写虚；九、重视统一，更强调多元；十、重视技能，更强调精神。
心当愧：特级教师须反省
近来我喜欢在网上搜索一些有关“人生四十”的文章，这些帖子或庄重或谐谑，多多少少于我心有戚戚焉，因为我已经人过40。我做特级教师马上就满10年。
40岁，难说是身历沧桑。仍有急躁，有狂妄，有幻想，有冲动，但毕竟，沉稳与坦然多了，平静与坚定多了，自信与矜持多了，宽宏与平和多了，胸襟与眼界开阔了，自知之明增长了……我宁愿相信，许多人所说的“人生四十始”，那只是一种浪漫的说法而已。对于我，不是人生能否重新开始的问题，而是自我反省的问题。
我总觉得，作为一个特级教师，一个所谓“名师”，不应当只沾沾自喜地为自己摆功，更应当诚恳反省。我曾在我主持的网络论坛“韩军在线”上，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就叫《一个特级教师的反省》。
首先，我当为语文教育的低效率而反省。语文教育自设科以来，效率一直不高，目前也不能说效率是高的。语文课所用的时间最多，可是它的效率却一直不理想。我们得问，时间浪费在哪里？特级教师没有责任？
其次，我当为语文教育课程的低欢迎程度而反省。已经不止一次的调查表明，中学生喜欢外语课的程度，高过喜欢母语课。我们得问，语文课怎么了？特级教师没有责任？
再次，我当为在语文课上，让孩子说（写）假话、套话而反省。尽管我写过《反对伪圣化》，但是，我得承认，当学生参加一些关乎他自身命运的语文考试时，我也曾为让学生得高分，违心地让学生写假话、套话。我为此自责。
还应反躬自问：当全社会对语文教育进行大讨论的时候，尽管讨论中有偏激之辞，但，我们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，以“有则改之、无则加勉”的态度，欢迎人家的批评，虚心接受了外界的批评？还是反过来，断然拒绝了外界的批评、甚至想方设法压制了人家的批评？我觉得，如何对待批评，这确实体现的是这个界别的文化气度，这个界别的人的精神涵养！
作为个人，我自我反省和自我警惕的地方也有许多，譬如，成了所谓“名师”后，是不是浮躁之气多了，沉静之气少了？是不是有意无意好为人师的时候多了，而谦虚谨慎做学生的时候少了？是不是读书钻研少了，虚与应酬多了？提醒自我警惕。
当今是一个浮躁的社会，人心也难免浮躁，愿学术莫染此气，“板凳一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”，这样的学术原则，应当不过时吧。
仍有梦：做语文课堂艺术家
陆陆续续，我在全国上公开课已经不知多少次了。不为别的，就为了传布一种“新语文教育”的理念。决不做导师，而是与同行面对面，切磋语文教育的具体的上课方法。
我有一个大的梦想，就是把语文课塑造成一门真正的艺术。
语文课，当然属于教育范畴，属于在中小学设立的一门以训练听说读写能力为核心的课程。
然而，语文课，却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。大家在谈论语文课的时候，只是说，语文课具有艺术的特征，驾驭语文课需要教师具有艺术家的秉赋。但最终，不会承认，中小学的语文课属于艺术范畴，仍然一致认为，语文课，在本质上，属于基础教育领域的一门课程。
我的梦想，是把语文课改造成一门真正的艺术。
它应该是以引导中小学生鉴赏汉语语言文字之美、提高运用汉语语语言文字的素质为核心。
它应当辅以音乐，或激昂慷慨，或沉缓婉转。把汉语语言文字之美，用音乐烘托出来。
它应当有言语的交锋，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。
它应当有幽默，机智穿插，笑声中达情会意。
它应当有朗诵，或男声，或女声，或齐诵，或抑扬，或急缓，把“平面”的语言文字，变成“立体”的交响。
它应当有书法，有图画，有线条，有色彩，传神写照。
课堂是舞台，师生既是角色，师生也是受众，共同演绎一幕“综合的课堂艺术”。
诗经是美的，楚辞是美的，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也是美的；文言是美的，白话也是美的；汉语叙事文是美的，汉语议论文、抒怀文都是美的。
语文课堂，为什么不能是美的？
汉语构筑了汉语的文学艺术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构筑汉语课堂的艺术？
做一个汉语课堂的艺术家，应该不是奢望。
愿全国的语文教师一同构筑一个绚丽的梦，让“新语文教育”，在神州处处开花，使语文教育一片生机。
梦想做“家”，但不做“神”，更不做“伪神”，而做真人。
在最不需要梦想的年龄，梦想依然来临，
在最缺少梦想的年代，梦想依然开花。
中年心：走向敬畏与自知
写这些文字时，我40岁；而读者读到它时，我已经41岁。
这两个数字跳入我的眼中，令我惊悚。
多少次，曾经眺望过自己的不惑之年，多少次，遥遥地向往过40岁。
不经意间，40岁已过，41岁已然来临。
曾经想，40岁时，我不会再浅薄，不会再虚妄，不会再鲁莽，不会再无知，我会非常成熟，沉稳，理性，非常富有智慧，学问渊博，知识富有，在某一方面，我会成为一个得心应手的行家里手。
然而，40岁已经过去，我真实地感到，我依然浅薄、依然虚妄、依然鲁莽、依然无知，这种自我不满的感觉丝毫没有减轻。
实事求是地体察，40岁，我肯定进步了。我虽然没有天天向上，但确实是年年有点滴长进。我不勤奋，但仍算努力；我愚钝，但还是一个正常人。
早在我35岁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拥有了那么多耀眼的光环，近年，主持全国最大的语文教育网络论坛“韩军在线”，担任《中国青年报》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评委，等等。
之所以感到自己依然浅薄、依然虚妄、依然鲁莽、依然无知，是因为，人对完善、成熟、渊博、智慧的追求……，是绝对性的，是无止境的；是内在的沉实、宁静，不是外在的浮华、喧嚣。
这种向往与追求，本然地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，它是游移的、不断增量的。向往与追求本身，是一种永恒持久的心态。生命无止境，境界无尽头。
我总觉得，人的成长，不是一个正向过程，而是一个逆向过程。成长，不是使人愈来愈胆大，而是使人愈来愈胆怯。成长，不是使人愈来愈沉醉于自我的所谓辉煌，而是使人愈来愈发现自我缺陷、自我瑕疵、自身的毒疮。
成长，映射在心灵上，不是心灵愈来愈膨胀，而是愈来愈收缩；不是愈来愈胆壮气盛，而是愈来愈胆怯气虚；不是愈来愈自大，而是愈来愈自知。
这种感觉无以名之，姑且叫作“敬畏”吧。
世间人与事，许许多多，纷纷纭纭，不少使我产生由衷的敬畏。
我敬畏学生。有时，学生突然提出问题，我无以应对，对后生的敬畏,油然而生。
我敬畏前辈。几十年前、几百年前、上千年前，前辈关于母语教育的见地，已鞭辟入里，经验已十分成熟，而后生却还在绕弯子，争来吵去，玩弄名词术语，实在遗憾。
我敬畏“外行人”。在有些“外行人”看来，语文教育十分简单，十分朴素，本没有那么多曲里拐弯东西，有时，“外行人”三言两语，就点中语文教育的“命门”，令我茅塞顿开。我由衷敬畏他们。
我敬畏身边的每个人。他可能是勤勉的民工，可能是纯真的婴儿，可能是平和深沉、不事张扬的老人。他们都在向我诠释一种人生态度。
我敬畏大自然。它可能是默默生长的花草，可能是静静矗卧的山川，可能是无语的斜阳，可能是清亮的鸟鸣。它们都在为我树立一种灵魂姿态。
40岁，心灵走向敬畏，应不是衰退吧。
曾有四句“打油”：淡泊恬静朴为本，平平淡淡拙是真。滴泪泣血说语文，从容练达做韩军。
韩军的新语文教育观
一、真实个性：回归语文教育“人文”之本
韩军最朴素的愿望是，师生在语文课上，不撒谎：不故意撒谎，也不被迫撒谎。这应是一个最起码的愿望，起码的常识。然而，实现它却仍很难。韩军说，中国中小学生在作文中“编造谎言”，成为一道举世罕见的风景。
他举了几个例子。1998年高考作文题是《坚强：我追求的品格》，大量考生，一同编造自已父母死亡，以反衬自已如何“追求坚强”；某省一做了父亲的语文教师，在阅卷点恰好阅到了自己儿子的作文(他最熟悉儿子笔迹)，作文编造父亲死亡，反衬自己坚强持家、诚敬孝母，父亲看后气得晕倒。最离奇的，一作文写自己从小失去双臂，就学张海迪身残志坚，练习用脚丫写字，反衬自我坚强；查档案知，作者是一棒小伙，四肢健全且发达。
2000年天津市中考作文题是《上学路上》，众多十三四岁初中生，或编造上学路上“捡钱包交给警察叔叔”，或编造“扶盲人过马路”，或编造乘公交车“给老人让座”。似乎全市丢失的钱包，都恰被他们拣到，全市老人乘车、盲人过马路，都恰被他们碰上。这些作文，且都有一固定套路：先“思想斗争”一番，一一钱包交还是不交，盲人扶还是不扶，给老人让座还是不让，后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，“自我反省”，灵魂升华。如此作文，很多得了高分、满分。独有一学生与众不同，朴实为文，照实写亲身经历：雨天，上学路上遇青蛙，捉青蛙，知青蛙是益虫后，马上放生。此文竞被判为“思想格调不高”不及格。
2002年高考作文话题《风雪中救人》，命题人提供的话题材料本身就漏洞百出，全国众多考生，“不约而同”编造“舍自身，救他人”，“弃小我，做大我”的美丽假话、套话……
何为人文?当今中国基础教育里，对人文存在太多人为的歧解，把人文理解成思想政治教化，当今最迫切的是回归到人文的本义一一即让师生回归人性本真，即真实、自由、个性地做人，做真实、自由、个性之人，这正是“五四新文化”精神的实质。可是却已经中断了很久。时下中国，请暂不要给人文添加其他含义，师生真实、自由、个性地做人最迫切。教师课堂上讲真话，学生口头“我口说我心”，笔头“我手写我心”，师生不虚伪、不矫揉、不造假，解放人性精神，灵魂自由舒展。这，就是目前语文教育中最大、最迫切的人文，也是人文之本义，更是语文教育之本。上语文课，师生均能身心自由，真诚、平等相待，与文本，与对方，真心沟通、真情交流，就是人文。当今中国，在教育中坚持这一点，仍十分不易。
韩军说，中国教育中甚至中国社会中，一个“奖伪罚诚”的潜在机制正在形成：说真话，受惩罚，说假话，得奖励。很长一段历史时期，语文课上，师生都不能说真话，这样的历史，仍在继续。同时，不少教师，仍孜孜迷信技巧、技法、步骤，克隆、模仿教案、教法，约有60％的教案是克隆、因袭。非本人亲手所撰。此数字绝不夸张。（一）出版社出版的《教案集》汗牛充栋，供教师“拿来”。（二）网络上，教案铺天盖地，成汪洋大海，教师只需动鼠标复制、粘贴即可。（三）“集体备课”蔚然成风，作为先进经验普及神州。集体备课，即，先由区里(县里)一人备好课后主讲，数百教师做笔录；然后，各学校再集体备，一人主备，共同克隆。当每位老师进课堂时，手中教案几近一致。教师俨然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。
韩军说，语文教育之树，枝繁叶茂，历久常青，源于语文教师深扎于文化沃土中的默然无语之根；教师立于脚下土地，立于人类博爱，立于深厚的文化积淀，用自我人生，体悟文本中人物、民族、人类的命运，感受与咀嚼文本中的个体与人类的苦难，与大地上的同类血脉相通，有悲天之情，悯人之怀，与文本中的人物同歌哭、共笑骂，真实地鸣奏语文教育动人心魄的乐章，那样，语文课就情感饱满，充满魅力。这，是语文教育的人文根本，人文血脉，是语文教育真实、自由、个性的本然所在。
韩军说，教师“精神真实”，才能导引学生“精神真实”，教师“精神丰盈”，才能导引学生“精神丰盈”。一味迷恋技巧、技法，一味克隆模仿，语文课岂不如水上浮萍?
韩军说，当今世境有些“毫不利人，专门利己”，“熙熙攘攘，利来利往”，假冒伪劣猖獗。此世境中，守住语文课三尺讲台的人文本真，坚执于精神真实、自由、丰盈，师生同说真心话，人人自由思考，独立思考，言而由衷，保持个性，实在不过是回归常识，然而，当今中国，回归常识却还需要一份勇气!
韩军说，制造假冒伪劣的物质产品，会害人性命，那么，制造伪劣精神产品，如，课堂上、作文里、口头中，言不由衷、鹦鹉学舌、胡编乱造、伪抒怀、假抒情，就是从精神与人格上，奴化人，毒害下一代了。
韩军说，呼唤回归真实、自由、个性地做人的人文本义，无非就是，让学生说“人的话”——真实、自由、个性的“人性”之话，不要教唆孩子说“神的话”——假话、大话、套话，也不放任学生说“鬼的话”——自私、冷漠、仇恨的话。所谓“神的话”，是泯灭人性，培养虚伪的神性，实为奴性；所谓“鬼的话”，是动物的“非人”的本能占据了道德心界与心理视域。总之，说话、写作，既不拔高，做“虚伪之神”，也不降低，做“非人之鬼”，不“装神”，不“做鬼”，做真实、自由、个性之“人”。这就是回归语文教育的人文之本。
韩军同时又说，个别教师为显示所谓真实、自由、个性，课堂上毫无顾忌地倾泄对世界、人生的绝望，把鲁迅先生那样的“骨子里彻骨的绝望”传染给十几岁的孩子，让他们觉得世界“本然”面目就是黑洞洞，无亮色，那也是他不赞成的。韩军说，语文教师可以让孩子感受悲愤，但绝不能给孩子带来绝望；语文教师可以将毁灭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展示给孩子看，但绝不能让他们看不到希望的亮色。韩军打了个形象的令人动情的比方，他说，假如教师和学生，突临绝境，四面深渊，虎狼当道，似乎末日降临，真的已无半分生机，教师本人已经彻骨地绝望，那么，教师应怎样对学生说呢？他应说，孩子，不要怕，我们还有救的！世界定然还有希望，明天会是一片曙色！韩军在上《照片记录中国之痛》一课时，开始先向学生展示中华民族面对苦难仍然迎难而上的四幅照片，从而让学生感受悲壮画面背后蕴藉的一种昂扬的精神。韩军说，这就是人文（人性）的边界。
人文，就是真实、自由、个性地做人，语文教育的根本植于此，而语文教育的人文又须臾不离文字，这也是韩军一再申说的。
二、举三反一：回归语文教育“积累”之本
韩军精辟概括传统与现代语文教育的区别：五四前，千年传统语文教育总思路是“举三反一”，五四后始的现代语文教育“总思路”，却是“举一反三”。“举三反一”，讲究积累、积淀，大量读书，整体感悟，效果多快好省；举一反三，讲究唯学课本，以少胜多，分析解剖，效果“少慢差费”。今须改弦易辙，回归传统。
举一反三，即一学期只学一册课本，以30篇文章作范例“举一”，教师不厌其“深、细、透”地繁琐解析，微言大义，咀来嚼去，斟句酌字，以图让学生循例“反三”，会读、写同类文章。结果，一学期最多只学不足30篇，中学漫漫6年，最多学360篇。试图通过360篇文章“范例”，让学生会读、写远超过360篇的文章，实乃杯水车薪、缘木求鱼。数代人高中毕业，母语仍不过关。
韩军指出，举一反三，实乃学数、理、化等自然科学理科课程之路。课本“举一”于前，学生“反三”于后，通过一个例题，学会解大量同类习题。五四后，人文向数理看齐，语文教育东施效颦。
学语文(言语)，本是举三反一。读书，积累，多多益善；数量在先，量变而质变。大量积累、积淀于前，才会点滴模仿反刍于后。无举三，则无反一；只举一，则永难反三，此铁律！
韩军举例说，幼儿学口语，效率奇高。出生一言不会，两年(720天)便正常交流，奥妙在举三反一。婴儿一出生，便掉进了语言汪洋。韩军算了笔账———幼儿1天至少听100句话，每句10字，一年至少听了36.5万字，两年至少73万字。幼儿在举三之上，自然反一，“听话数十万，说话自然成”，是奇迹也是自然。千百年传统语文教育，一直不自觉地走举三反一之路，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写诗也会吟”，“读书百遍，其义自见”。
韩军说，五四后现代语文教育，悖逆传统举三反一，欲走捷径，试图在举一上反三，求“深、细、透”，字斟句酌，微言大义。咄咄怪事出现了：800字、1000字文章，竟讲三四课时(135分钟)；20字的《登鹳鹊楼》，在小学二年级竟“深、细、透”讲析35分钟，热热闹闹一节课，数数字数20个。多半世纪以来，语文教育一直如此，至今未有大变。以数理剖解之方式，刀斩人文之美诗美文，焚琴煮鹤，大拆七宝楼台，千年煞风景，于今为烈！
韩军又算第二笔账，中学一学期95节语文课(共4275分钟)，学一本语文课本3万字(30篇课文总字数)，速度竟是每分钟7字(3万除以4275分钟)。中学6年12学期共1140节课(共51300分钟)，学12册书，课文共区区36万字，学生竟跟老师艰难煎熬6年语文课共51300分钟，以7字/分钟的速度“字斟句酌”，剖来析去，焚琴煮鹤。中学6年到头，竟不如婴幼儿两年学口语所“听”字数73万字的一半！漫漫6年(加小学12年)，学书面语(读写)，竟不过关！又怎能过关！？
韩军激动地说，五四后现代语文教育，循举一反三为圭臬，造成十几代、几十代中国人少年青春光阴流逝，民族智力惊人浪费，触目惊心！百年中国，还有比这更大的浪费吗？现代语文教育痴迷举一为主，少举三或不举三，更是造成数十年来语文教坛“不读书、唯做题”的最根本原因所在，说此种“总思路”误人子弟，为过吗？
韩军对比举一与举三的区别：愈执迷举一，则必愈推崇讲析。勘字酌句，必在求“深、细、透”上费光阴。痛心的是，今日，浩浩960万平方公里大地，所有语文课堂，仍如此，800字至千数字之文，老师都不厌其“繁”讲析3节课共135分钟，甚至更长时间。“辛苦热闹三四节，数数字数800个”。而，愈推崇举三，必愈讲求数量，求感悟，求内化。按人正常读书速度，350字/分钟，135分钟能读47250字！积累、积淀，莫求深解、甚解(天下本无甚解)，大鹏展翅，“风之积也若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有力”，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。
韩军主张，举三为本，又不弃举一，他建议：一，大胆调配时间。初中、小学，2节或3节，学课本(举一)，弃“深、细、透”解剖，求粗通文意，不求甚解，每节完成2千字；3节或2节，学生自读课外书(举三)，按正常速度350字/分钟自由阅读。二，莫执迷课本。初中与小学：课本与课外书，时间各占一半；高中：弃课本，径用像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中外散文百篇》、“四大名著”等做教材。
如此，语文教育必展翅腾飞，数以亿计中国学子的光阴再不会在语文课上浪费。韩军又算了第三笔账，3节读课本(举一)，每节完成2000字，3节共完成6000字，速度是44字/分钟；2节读课外书，350字/分钟，1节就可读1.5万字，2节读3万字。则一周5节语文课，就可轻松完成3.6万字！执迷举一，拘囿课本课文，求“深、细、透”，一周5节课，最多只能完成区区1600字！多快好省与“少慢差费”，悬若霄壤”！
三、美读吟诵：回归语文教育“诵读”之本
韩军把扯开嗓子，忘我吟唱，摇头晃脑，或婉转，或铿锵，称作美读吟诵。千百年学语文从未离开过此，包括背诵。他说，这是学语文的根本之法！
五四后，尚西术，破传统，不再诵读，只推崇千技百巧——西术的和数理的剖解，美诗文碎尸万段，七宝楼台成残壁断垣；教师以滔滔讲析，代替孩子自悟自诵，美读吟唱，痴迷西术与数理剖解，乃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大患，语文教师通病，“少慢差费”本源！
韩军说，“文字本是肉做的”，有体温，有生命，有动感。传达文字生命动感，须诵读。无字不能读——即使课程表、花名册、元素表，我也读得抑扬顿挫，立体飞扬，犹似交响，听众皆呼，更况美诗妙文！——我想启蒙全国师生都痴迷吟诵，回归传统。
韩军对诵读颇有自已独到的体悟，他的名言是，诵到极致就是“说”。诵，乃“心” 在支撑。随“心”所欲，道法自然。心到音到，心不到，抑扬顿挫失自然！“文革”就畅行矫揉造作的无“心”朗诵，声嘶力竭，拿腔拿调，对听众和吟诵双重蹂躏。诵之至境，是平和、自然、质朴、生活化地说话，用“心”来说话。生活中，平民百姓不假矫饰、自自然然表白，正是吟诵之至境！诵读人之“心”与文本之“心”共鸣，淡然说，自然说，随心说，便动人心，撼人魄！韩军读杜甫《登高》，他化身杜甫，有了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悲愤苍凉；韩军读李商隐《隋宫》，他直入隋炀帝魂魄，嬉笑怒骂出神韵；韩军读《大堰河》，他与艾青心脉相通，上千听课人潸然泪下……
韩军强调，诵当然包括背诵。巴金背诵《古文观止》200篇，茅盾背诵《红楼梦》，才有了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和《子夜》等鸿著。若熟诵“1、2、3”，即100篇古文、20篇白话文、300篇古诗词，达到高中毕业语文水平绝不成问题。有人担心，如此大的背诵量，哪有时间保证？哪有情趣？他说，大有时间与情趣！中学每学期95节语文课，6年12学期，共1000多节，即1000多个45分钟，教师占1000多个45分钟滔滔讲析，怎就不能让孩子背诵？孩子处于记忆的黄金期，45分钟背诵一篇《师说》长短的古文不成问题，或背诵三首《七律》亦不成问题。韩军说，算算，熟诵上面“1、2、3”，共花多少时间！配乐诵，分角诵，独诵，齐诵，赛诵，演诵，接龙诵……花样多多，情趣多多，比看教师大拆七宝楼台、焚琴煮鹤，有情趣千百倍！不只诵，更须抄，一字一字抄经典。今日用电脑键盘敲字蔚成大势，会写字写好字之人益少，因而最好用毛笔抄。
韩军说，诵、抄，看似最笨，然效最大！文脉相贯，文气相通，奠文字之基，养浩然之气。最笨之法，乃最实在之法，最本然之法。举三为主与强化诵、抄，在传统语文教育中行之有效、有大效，而在当代所谓的创造、创新、创意中被丢弃否定了。结果，创造因缺少根基而只能在花样翻新上左右摇摆，创新因缺少积累而只能在表面形式上徘徊不前，创意因缺少厚重而只能是雕虫小技的表演而已。
四、重文写白：回归语文教育“文化”之本
韩军说，我们语文教师不读文言与经典，我们语文课忽视文言与经典，唯重白话，已是超过半个世纪的凄然现实。韩军曾在不同场合，调查数千名中小学语文教师，谁通读过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、“四大名著”。全部通读的，竟无一人。这是我们语文教师队伍的现状，也决定了我们语文教育的“忧患”——忽视中华文化根本。
有感于此，2004年，韩军在《中国教育报》发表《没有文言，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》，掀起又一场“文白之争”。《新京报》转载称：“一时间硝烟四起，引发了众人的争议。这场争议，使我们得以在鲁迅宣告‘已经过去’将近80年后，又躬逢了文白论战的盛事。”
韩军认为，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坛顿失光彩，白话大师寥寥，再没涌现白话大师群体，自有种种原因，但主要是：20世纪下半叶，我们语文教育一定程度上断了文言文化血脉，致使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，在少年语言敏感期，没有受过系统深入的文言教育。他们少年时，恰处在我们对文言否定愈演愈烈，课本弃文言愈来愈多时，他们所受语文教育，是切断文言背景下，以白话为本位的，接触的文言数量代代递减。他们语言敏感期，基本通过白话来学用白话，而非通过文言来学用白话。所以，成人后，整体的白话文字面貌，难与上半叶的白话大师比肩。
韩军说，数千年历史，积累了浩繁的极富表现力的文言典故、语汇，滋养、丰富了现代白话。人在少年语言敏感期，诵读大量古诗文，用文言奠基，用白话表达，则文字极易纯粹，典雅，凝炼，传神；而以白话奠基，通过白话学用白话，文字极易拖沓、繁琐、欧化、啰嗦。
韩军回顾历史说，20世纪上半叶白话璀璨，大师鲁迅、郭沫若等，开白话一代风气，是因他们在少年时深入接受了文言，在文言“酱缸”里浸泡过，汗毛孔都渗着文言滋养。成人后，白话里处处见文言光彩。1949年后我们许多文人愈来愈“水”，“俗”，“痞”，失去了纯粹，古雅，洁净，朴素。正是我们语文教育忽视文言血脉的恶果！著名大学校长竟不能读通一首文言诗，教授竟篆隶不分，看似笑话，实乃教育轻人文、忽视文化血脉之“冰山一角”！
韩军认为，一个人若少年时诵读一定数量的一流的文言，则成人后写成一流白话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；若少年极少接触文言，哪怕只学一流的白话，则成人时形成一流的白话的可能性也明显减小。通过白话学写白话，似近实远，事倍功半；通过文言学写白话，似远实近，事半功倍；根扎于“文”，语发为“白”，这，应是语文教育返璞归真、返本归根的基本法则。美国高中英语课，用一年时间读古英语的莎士比亚原著，且让学生写古英语诗；台湾高中语文课本几乎全是文言。韩军主张，我们高中，文言课文的篇目数量，理应超过50%。
五、文字素养：回归语文教育“文字”之本
韩军痛感，1949年后，大陆语文教育，饱受外部冲击。过去受政治冲击，变成政治课；今日革新开放，很多学校又误上成班会课、表演课、综合课、多媒体课，唱歌跳舞，声光电乐，喧腾热闹，“语文”无地自容，迷失本身。
韩军说，语文课之独立价值是文字。
语文课首先要上成文字课。语文老师首先要是文字师。若关注精神，也须由文字引发，由文字贯穿，终落脚于文字，即“着意于精神，着力于文字”。
韩军说，语文教师须有“尖锐”文字敏感，须有不错的文字素养。医生见人面色，会不自觉表露医生职业敏感，而语文老师捧读文章，若不首先关注文字，或者自身的文字很糟糕，怎称做“语文”教师？文字对语文教师，犹如空气对人之生存那样重要，但也如空气容易让语文教师忽视了其存在。今日，语文课漠视文字现象极严重，语文教师“文字自轻”意识极深固，视“文字妙处”如无物，唯关注内容、主题、哲理、情节、结构、作者等，独不关注文字。众多语文教师文字水平低，让人瞠目！
何为“文字妙处”？韩军举例说，林语堂《论趣》开头，“记得那里笔记有一段，说乾隆游江南，有一天登高观海，看见海上几百条船舶，张帆往来，或往北，或往南，颇形热闹”，寥寥48字，洗练纯粹，却神肖毕现。换人写来，可能至少耗用60字，意趣也会逊色。此即“文字妙处”。
韩军说得精彩——语文课和语文教师可关注思想，但还有专门的思想课；可关注历史，可还有历史课；可唱歌，但还有音乐课。时下一些语文课“四不像”，游离文本文字，还美名曰“注重人文”、“加强学科融合”、“为学生精神奠基”，其实是语文教师本人没有较高文字素养，到了课堂上，才以巧补拙，失其本然，舍本逐末！语文课也不排斥多媒体，但须由文字“触”发，又落脚于文字。人的文字素养，并不比思想素养、哲学素养差毫厘；语文教师的文字素养，更是生命。语文教师对文字的虔诚，对文字的捍卫，都应该是最高意义上的。强调语文教师的文字意识与文字素养，不是又回到工具性，而是强调文字意识与文字素养的精神意义。良好文字意识与文字素养，会令人情感细腻，儒雅聪敏，文质彬彬，气质高雅。
六、化意为字：回归语文教育“生活”之本
韩军说，孩子写作潜能巨大，超出多数人想像。韩军在全国不同地方多次做试验：任意普通初中生，6分来钟，可写近300来字，13分钟可写580来字。而中考作文要求一小时600字，高考800字。韩军曾在全国各地，在任意初中班级，现场作过多次的试验。做法是，营造轻松、愉快的情境，像做游戏，让学生现场写作，暂不考虑卷面，暂不进行修改，暂不查字典，只不停笔地写，题目是《周末我最快乐的一件事》《我登上了神舟号载人飞船》，多数学生在6分半钟写了300来字。
韩军认为，表达本是人之天性，写作是表达的延伸，因而写作本非痛苦，而是一种倾吐的快乐，是人的普通生活状态。写作人人可为，非作家专利，文人专利，更非个别尖子生的专利。古时，八岁写诗作文，大有人在，而现代语文教育以降，出口成章，立笔成文的高中生，也罕见。
韩军说，多鼓励、多表扬，少挑刺、少“规矩”，则，任一普通学生，都能写出三本书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各一本，每本15万字，决不成问题。而为何极少孩子达到呢？是现代语文教育的种种教条框框与清规戒律压抑了孩子，扼杀的潜能！不开掘挖潜，反而抑制！孩子一提笔，就被告知“言之有物、内容充实”，刚落笔，就被“教诲”“开个凤头、抓住读者”，想编个故事，就被警示“表达思想意义，阐发积极主题”……文未开笔，种种框框规矩先涌心头。蜈蚣本会走路，可你让它按照《蜈蚣走路要领与规范》（假如有人制定了这样一个规范）去走路，反不会迈步了。现代语文教育，就如此压抑孩子本然的写作表达潜能。
韩军说，写作被庄严化，教条化，愉快的表达变成了痛苦。是由于，化“思想意义”为“文章”，暗含严苛的“清规戒律”：1、唯有“思想意义”，方能写进文章；2、写，就得是“成篇的完整文章”，不能是零散字句片语；3、文章就得守规矩――文法句法章法，起承转合，起伏跌宕，不可“随意而为”。我的天！语文教师，对学生作文吹毛求疵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浇灭了孩子热情，使孩子视写作为畏途，写作成了千万学生心中永远的痛。
韩军说，若“思想”降格为“意念”，“文章”降格为“文字”，则是“化意为字”！化“意念”成“文字”，记见闻，写感思，无所不入童眼，无所不入稚笔，自由自在地写文字片语，没了清规戒律。人的生命即意念流动，意念流动就可随笔化意为字。写，成了倾吐与快乐，成了生活与生命。
多鼓励，你能行，孩子就在无数试笔中，树自信，成自觉，立笔成文。写作，就如同说话一样回归本然和生活。写帖子，写短信，人人写作的时代已然到来！
写完，我们陷入深思：回归语文教育人文之真，回归语文教育积累之本，吟诵之本，文化之本，文字之本，生活之本，多深刻、多精彩呀！百年中国语文教育，之所以起伏跌宕，跌跌撞撞，屡受指斥，根本原因，就是“失真”与“丢本”，悖逆传统，舍本逐末，失魂落魄，悖逆五四真实自由个性做人的传统，悖逆千百年行之有效的民族语文教育传统。今日，应是“守真归本”之时了。21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的曙色，已经从“新语文教育”上显露！
